任弼时16岁的时候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念书，17岁跟刘少奇等人一块儿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半工半读。
他年轻那会子长得挺俊，碰到过好些追求他的人。
可他没啥反应。那是因为他家有个裹小脚的未婚妻呢。
那是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定下的娃娃亲。因为他父亲忘不了过世的前妻，而且两家关系好，就指腹为婚了。
任弼时周围都是些思想很新潮的革命青年，个个都把反叛旧时代、反对包办婚姻当作光荣的事，可他却丝毫没受影响。
哪怕被人嘲笑，也丝毫不动摇。
1924 年 8 月，任弼时结束学业回到国内，前往上海干起了秘密工作。
他特别想回去瞧瞧父母跟未婚妻，可革命的情况还有工作的特性让他没法这么做。
1926年，22岁的任弼时已然成为党的高层领导，其工作不但繁重，而且愈发危险。
组织觉得他得有个妻子来打掩护，还能照料他生活，帮着他干活，于是就同意了他结婚的要求。
他的未婚妻等了他足足 22 年，都等到 24 岁了，那时候 24 岁结婚可不多见，任弼时可高兴了。
谁承想，任弼时这边刚打算出发，就收到了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通知。
那时候的形势变化极快，任弼时的婚事好像又得往后拖了，可他在 3 月 11 日回到上海后，没承想，分别了六年的未婚妻，就站在他跟前。
任弼时去了北京后，组织安排人把陈琮英给接到上海了。
任弼时瞅见陈琮英，心里啥滋味都有。
陈琮英还不到半岁的时候，她妈妈就没了，她爸得出去谋生计，就把她交给了婶婶照看。
任弼时的父亲续弦那会儿，两家指腹定下婚约的正是这个命苦的女孩。
任弼时和陈琮英呀，那关系可不一般，打小就特别熟络，他俩是青梅竹马呢。
陈琮英12岁去任家当童养媳后，他俩亲密得就像姐弟一样。
任家的条件不太好，不过任弼时特别聪明，还很好学，他12岁的时候，成绩特别好，考上了长沙师范附属高小。
任弼时去了长沙以后，任家慢慢没法承担他的学费跟生活费了，这时候陈琮英主动说要去长沙干活儿。
她那时才14岁，在长沙西园袜厂当童工，自己拼命加班，节省着吃穿，就为了让任弼时吃好穿暖，把学业完成。
不过任弼时中学毕业以后，着实没条件再接着上学了。
他之所以去上海、去莫斯科，那是因为他早早地参加了革命，是在组织的扶持下去的。
他在莫斯科过日子挺难的，天天吃的就只是土豆跟黑面包。
任弼时前往上海的时候，陈琮英都18岁了，原本早就该结婚了。
不过陈琮英是支持任弼时的。
陈琮英又一次含着泪送任弼时离开，这一次两人相隔得更远，结局也更加难以捉摸，可陈琮英还是没有丝毫埋怨。
陈琮英不识字，不知道什么莫斯科，什么理想，她只知道无条件地支持任弼时。
她的爱在那时，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所谓的“共同语言”，只有纯洁、无私，和忠诚。
但是陈琮英遇到任弼时，一切是安全的，值得的。
“党内领袖中，弼时足称贤。”
贤者，有道德有才能的人。自古可称为贤者的不多，任弼时无愧于这个称号。
任弼时真正的伟大，不在于他曾经是党的五大书记之一，而在于他有大爱也有小爱。
他是一个战士，一位先驱，一位英雄，一头“人民的骆驼”（叶剑英评价），一位“党内的老妈妈”（延安时期的称号），也是一个暖男，一个长情深情的男人，一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
他不在乎陈琮英大脚小脚，不在乎陈琮英有没有文化，只记得他们之间的爱情、恩情、约定，以及陈琮英为他吃的苦。
他要陈琮英学文化，不是嫌弃，不是要她必须跟上自己的步伐，而是希望她能够识字，能够读信，能够多些知识，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，有更好的将来。
在外人看来，陈琮英是幸运地碰上了任弼时这么个好男人，可在任弼时看来，那是自己幸运地遇见了陈琮英这么个好女人。
所以，他咋可能喜欢上别人呢。
他得娶陈琮英做老婆。
于是，陈琮英就到了。
于是，任弼时瞅见陈琮英那瘦了一圈的脸，深深陷下去的眼窝，还有那双粗糙的手，心里可不好受了。
他讲你遭罪了
所以呢，任弼时在离世那会儿跟陈琮英讲：
“这桩包办的婚姻让我幸福到了极点，要是有下辈子，还这么包办！”
1926年4月，22岁的任弼时和24岁的陈琮英成婚了。
一场极为简朴的婚礼
打那往后，陈琮英就一边照料着丈夫的日常生活，一边参与到丈夫的工作当中。
任弼时提到斗争，陈琮英不明白啥是斗争，就表示，你在前头走，我在后边跟着。
任弼时这人啊，考虑事情周全，做事细致还特有耐心，对别人没啥急脾气，对自己老婆那就更没了。
陈琮英出身贫苦，说话乡音挺重，刚到那“十里洋场”的时候，显得土里土气的，特别不适应那儿。
任弼时宽慰她：“你别怕别人觉着你土，咱是干革命的，得学会在新环境里干活儿。”
陈琮英起初啥都不明白，可打一开始就毫不迟疑，要讲的话，她的革命经历最为特殊。
陈琮英那时候文化水平有点提高了，原因是任弼时老是从上海、从莫斯科来信，她慢慢就不想总找别人帮忙读信了。
任弼时1921年出国那会儿，曾给父亲写信讲：
“仪芳（陈琮英）读书这事，是为了孩子的一生做打算。”
于是陈琮英自己积极主动，又有长辈支持，进了长沙的职业学校，在那儿一边学做缝纫活，一边学知识文化。
打那以后，她有了任弼时这么个好老师，进步越发显著。一开始她当起了“秘密交通员”，专门负责传递任弼时写的信件与文件，随后又成了任弼时的机要秘书。
长征以及在延安的时候，任弼时把她叫做“我的机要部长”。
任弼时工作起来，那可是出了名的不辞辛劳，特别拼命。1927 年，他成了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（当时 23 岁），身上的担子也就变得更沉了。
他老是天一亮才往家走，到家后就往床上一躺。
那时候，陈琮英一直提心吊胆地等着呢，等他一回来，赶忙就给他弄吃的去了。
但任弼时老是不让她忙乎，喝了杯开水就去睡了。
任弼时才三十出头，却看着像四五十岁的人，这是因为他积劳成疾，又受过牢狱刑罚，还经历了战争的磨难。
那时候，陈琮英每次瞧见这情况，心疼得不行，可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她很快就会明白，搞革命可不单单是吃苦遭罪那么简单。
陈琮英在上海那阵儿，碰着了比她小三岁的大嫂赵一曼。
但基本都是点点头，或互相以目示意而已。
当时的赵一曼和陈达邦也在进行秘密工作。
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女英雄，陈琮英没有她那样的事迹，但陈琮英是另一种类型的女英雄。
1928年9月，任弼时化名胡少甫，去安徽视察工作，不幸于10月15日被叛徒出卖。
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任弼时坚持说他叫胡少甫，就是来做生意的。敌人对他施以酷刑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口供，于是就把他押送安庆。
任弼时等人被押上轮船时，好多旅客围观，他有个同乡彭佑亭常年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，恰好也在其内。
两个人互相都看见了，彭佑亭想打招呼，任弼时向他使眼色，然后就开始大声吆喝。
“我叫胡少甫，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，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……”
他通过抱怨，巧妙地把自己的情况传了出去。
彭佑亭这人挺聪明，也挺重情谊。他一搞清楚状况，立马在半道下了船，回长沙去了。
彭佑亭将这事儿说给了任弼时的叔叔任理卿，任理卿赶忙给在上海的陈琮英发电报，随后中共中央特科立马进行营救。
任弼时既然说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的，那得赶紧有人去纸庄守着，免得敌人来查。
这事儿特别着急，陈琮英赶忙抱起才出生的孩子就走了。
陈琮英到了车站，发现车早走了，没办法，就上了一辆运煤的货车。
冬夜里挺冷，陈琮英使劲儿抱着孩子。车晃荡得厉害，时不时就有煤块往下掉，还砸到人身上。有一块她没拦住，正巧砸到孩子脑袋上，血立马就出来了。
陈琮英就这么一边流着泪，一边紧紧地护着孩子，回到了长沙。
长沙有个纸庄是陈琮英堂兄开的，这会儿陈琮英临时当起了老板。
接着，她依照组织的安排，去找任家的姻亲，那号称是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，让他到安庆去活动。
与此同时，特科拿国际济难会拨给的八千大洋，在各处进行打点。
特科在搭救身份没暴露的同志时，办法已经很老练了。
何维道跟特科的行动挺管用，任弼时没多久就从特刑庭被转到了安徽省法院，接着又被转到了饮马塘第一监狱。
然而在1929年2月，陈琮英总算迎来了她投身革命后的首次考验。
国民政府安徽省高等法院真就派人去了长沙，跟长沙公署一块儿来核实口供啦。
法院的人挺凶，冲陈琮英嚷嚷：“这人真是你店里的伙计？该不会是瞎扯的吧？”
然而法院的人厉害，陈琮英更厉害。这湖南妹子的泼辣劲一上来，啥都不怕，况且她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呢。
陈琮英使劲拍着桌子喊道：“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他是不是我的店员我能不清楚？就叫他去取个账，你们倒把人给抓了，我那买卖要是砸了，你们负责吗？”
小个子的陈琮英居然有这般气势和这么大的音量，把法院的人惊到了，这下他们也没什么可问的了。
于是，任弼时在多种途径的营救之下，由于没查到确实的证据，就被释放了。
3月份的时候，陈琮英亲自把任弼时给接了回来，这可是她这辈子头一回走这么长的路呢。
陈琮英瞅见浑身是伤的丈夫，又悲又喜，任弼时则讲，你应该高兴啊。
陈琮英嚎啕大哭，咱的孩子没啦！
原来那冬夜里的一番折腾，使得襁褓中的娃娃得了很严重的风寒，她那小身板没能抗住。
任弼时当时也掉了泪，他只得抱紧妻子安抚。那会儿他们还不清楚，他们所生的九个孩子，会有五个不在了。
任弼时回到上海后，接着以中共江苏省代理书记的身份干活，陈琮英也越来越老练了。
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陈琮英心里很清楚。可她怎么也没料到，任弼时第二次被抓，会这么快就发生了。
1929 年 11 月 17 号，上海这儿淅淅沥沥下着点儿小雨。
这天大清早，任弼时拎着一把油布伞，打算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的秘密机关参加会议。
他走的时候跟陈琮英讲，他大概十二点回来吃午饭，下午还得去开个会。
于是陈琮英就在家忙活，在家等。
然而陈琮英从中午等到晚上，又从晚上等到第二天凌晨，任弼时也没回来。
煎熬了一夜的陈琮英预感到不好，再也顾不得什么组织纪律了，她天未亮就冒险来到了李维汉家。
结果李维汉是知道情况的，他告诉陈琮英，任弼时昨天已经被捕，组织正在设法营救。
原来在此之前，租界巡捕逮捕了一位名叫张永和的反帝大同盟成员，他们在张永和的口袋里，搜出了一张写有“竞业里”地址的纸条，立刻就据此线索，安排了布控。
任弼时那天到达竞业里秘密机关之前，先到会场的几位同志已经被捕，但由于巡捕严密看管，这些同志无法发出报警信号，所以任弼时也只能一同被抓。
任弼时其实是很警觉的，他在门开了一半的时候，觉察到某种异常，转身就走，但是巡捕怎可能放他走！
任弼时随即被带入屋内，他自称是一个走错了门的小学教师，然而他这个小学教师的外地口音非常浓重，就连巡捕们也听不大懂，很难让人相信。
偏巧这当口屋里有个孩子，一下扑进了任弼时怀中！
这孩子是郭亮和李灿英的儿子郭志成，那会儿也就三岁上下。
郭亮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活动者之一，他由于被叛徒出卖，在长沙牺牲，死后还遭到国民党将其首级悬挂示众。
这事儿把鲁迅给气得不轻，他恼怒地写下了：“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不多见的。”
郭亮牺牲后，周恩来专门派人把李灿英和郭志成接到上海，安排李灿英扮作保姆，看守竞业里机关。
这机关归江苏省团省委管，任弼时常去那儿，他对小郭志成不错，所以这时候小郭志成总会去他那儿找庇护。
李灿英咋说不认识任弼时呢？她俩要是真不认识任弼时，那孩子咋还往任弼时怀里扑呢？就因为这孩子这无意的举动，让任弼时更危险了，结果他们一块儿就被带去巡捕房了。
李维汉讲得在理，特科立马就实施营救行动了。
周恩来得知消息后，立马吩咐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，不管怎样，都要尽全力把烈士的妻子和孩子救出来。
当晚，洪扬生带着一百大洋，去找巡捕房探长陆连奎，让他去闵行路巡捕房活动一下，把“保姆”李灿英和她的孩子郭志成给放了。
接下来的事，得让红色特工杨登瀛去办。
表面上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特派员的杨登瀛，在彭湃被捕这事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，于是周恩来在十月份破例行事，让陈赓专门给他弄了个办事处。
杨登瀛往后有了属于自己单独的办公地方，外出坐轿车，身边还跟着秘书和保镖。
杨登瀛的保镖是特科队员连德生，这人身材壮实，枪法厉害，他的秘书是安娥，刚从莫斯科回来没多久。
安娥可不是一般的特工，后来她成了有名的剧作家、词人、诗人、记者、翻译家以及社会活动家。得说，杨登瀛不管是在花费方面，还是人员安排方面，那阵仗都不小。
杨登瀛花钱大手大脚，按说这是挺让人起疑的，可国民党压根没在这事儿上查过他。
原因在于，他这人很会来事儿，哪儿都吃得开，特别有江湖气。
他对戴笠的那套特务要领——裙、办、师、才、干，极为精通。
他可是陈立夫特别信得过的人，这人有能耐，国民党调查科的历任主任，像张道藩、钱大钧，再到叶秀峰、徐恩曾，都和他以兄弟相称，对他特别信任。
后来顾顺章叛变了，他的身份被暴露出来，还有人因为各种缘由保他。
他最后竟然就只是表示“悔过”，接着便当了南京反省院的副院长。
杨登瀛并非共产党人，不过他偏向共产党，救过不少人，他的所有文件都是直接给安娥的。
杨登瀛就是这样的人，周恩来让他去了解任弼时等人的情况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所以接下来的营救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，很有力度。
周恩来等人通过杨登瀛，很快得到以下信息:
首先被捕的李永和，身份并未暴露，敌人得到的只是一个地址。
任弼时被捕之前，已经将秘密文件吞到肚子里，在他身上搜出的，只有一张贴有照片，写有地址的电车月票。
一起被捕的周朴农，原先是内山书店的店员，他自始至终咬定这个身份。而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，也亲自给他做了证明。
如此，任弼时、周朴农等只要坚决不承认，巡捕房最终对他们，就只能以“赤色嫌疑分子”相待，特科营救他们的任务，就容易多了。
不过他们在此之前，要先补上一些漏洞。
比如任弼时的那张月票上，写的是一个假地址，他后来又自称是到上海来找工作的，名叫彭德生，这个必须经得起调查。
所以高人一筹的周恩来，就在第一时间让陈琮英搬了过去。
这一环非常重要，陈琮英的任务就是，一旦有人来问，就说她的确有个从江西来找工作的亲戚，叫彭德生。
陈琮英装什么像什么，她此后的应付非常成功。看起来娇弱的她，总能为丈夫，为组织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
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特科的营救行动也就渐渐开始了。
任弼时那时多次遭到严刑拷打，其中有一次特别惨，高压电在他背上弄出了两个窟窿。
然而任弼时那意志硬得像铁，就算遭受这样接连不断的酷刑，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。
他就一口咬定自己是彭德生，是到上海来找活儿干的，别的啥话你都别想从他嘴里再问出来一句。
任弼时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力，守住了党和组织的秘密，这也让他自己得以脱险。
11 月 22 号，公共租界的法庭里满满当当的，一场公开审判正在展开。
给任弼时等“赤色嫌疑分子”做辩护的，是和章士钊同样有名的上海大律师潘震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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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审时，潘大律师拿西方人讲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当说辞，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的虚假。
潘大律师把任弼时的衣服掀起来，那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血肉模糊，这一情景让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有个英国小姐甚至当场就昏过去了。
这一情况让公审匆忙结束，匆忙宣判。最后，法庭判定李永和犯“危害国家安全罪”，要服刑二个月，任弼时、周朴农则各服刑四十五天。
据说任弼时的指纹卡和判决书一直保存到了现在。
任弼时算是被救下来了，不过也有资料显示，由于杨登瀛的缘故，他没有去服刑。
大概是任弼时伤得挺重，得赶紧医治，他身份又特殊，这四十五天里说不准会有啥变化，组织可不能让他处于危险之中。
其实杨登瀛干这些事那是相当熟练。
听说啊，他那会儿去找了公共租界警务处的督察长兰普逊，还拿着个挺大的红包呢。
他放下红包，跟兰普逊讲，彭德生是他新招的一个情报人员，这彭德生是由于口音的缘故，才造成了误会。
于是第二天，兰普逊就将这个“新招募人员”给送到了杨登瀛的办事处。
任弼时那事儿没查出啥证据，神通广大的杨登瀛很有利用的价值，杨登瀛找人帮忙不会白找，他不太会帮共产党，对兰普逊来讲，任弼时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没那么要紧，所以兰普逊干脆送个顺水人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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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弼时出狱后没多久就去了武汉，当了湖北省委书记。1931 年，他又被调到中央苏区。从这时起，他和毛泽东长达二十年的合作就开始了。
任弼时和陈琮英一同经历了长征，那长达二万五千里的路途，陈琮英是靠着小脚一步步走过来的，也是他们夫妻俩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。
任弼时身体不太好，可他老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其他人。
任弼时走得很艰难，可他清楚妻子更不容易，因而常常一边扶着妻子，一边用花布兜把孩子背在自己身上。
他有时会和朱德一块儿去挖野菜、钓鱼，给身子弱的妻子熬制鱼汤。
1934年在西征的时候，任弼时差一点儿就把陈琮英给落下了。
陈琮英那会儿掉队啦，一个人靠在一棵树上。还好负责收容的陈罗英瞧见了，把她背了出来。
任弼时瞧见妻子可高兴了，先道了声谢，接着打趣道：“我能丢老婆，可丢不了机要局长！”
陈琮英既是妻子，也是机要局长。不管啥时候，她都把保护机密当作首要任务，还因此获得了表扬。
陈琮英曾跟着任弼时在上海、汉口、香港、汕头、潮州等地方做秘密工作，后来又随丈夫去了延安。
她其实也被捕过，受过折磨。
那是1931年，她与女儿在监狱里关了将近一年。她始终没有屈服，后来被组织营救出来。
陈琮英和任弼时是一对患难夫妻，他们的情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，也不是词语可以描绘。
陈琮英生下的九个孩子，四个夭折，一个丢了，她还在48岁时，失去了她的挚爱。
任弼时1950年去世时，只有46岁，陈琮英从此单身，为爱守了53年。
那时候，她最大的孩子19岁，最小的孩子才10岁。
她非常不易，但她把斯大林送给任弼时的小车，和家里值钱的东西，包括钢琴、自行车，都献给了国家。
她吃喝简单，衣服补了又补，她晚年最向往的，居然是一套军装。
这种情结是她在女儿远志参军时表露出来的，她当时看着女儿说:“远志啊，我也想穿军装。”
陈琮英走过了红军最为艰难的那段时光，那儿有她的丈夫，有着她最为留恋、最为刻骨铭心的事物，早成了她心里的神圣之地。
老人家很伟大，可也是一直都很简单、很纯洁，直到晚年也如此。
虽说她有那么些经历，还有那么些身心上的遭遇，可还是活到了 101 岁。
“英子呀，下辈子咱还搞包办！”任弼时的这话，估计老是在她心里回荡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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